历史总是由当代人书写的。史学家在记录历史时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身教育背景、生活环境和个人价值观的影响，很难做到完全客观中立。他们的著作中往往会流露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倾向。
以司马迁为例，尽管他的《史记》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，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，他在记载历史人物时也存在明显的倾向性。比如对商周时期的两位中兴之君，就因其行为不符合司马迁的价值观而遭到不公正的记载。
先来看周孝王姬辟方。他是周共王的弟弟，周懿王的叔叔。周懿王在位时，周王室日渐衰微。《史记》记载当时王室遂衰，诗人作刺，《竹书纪年》则说周懿王兴居无节，号令不时。内政混乱的同时，外患也不断，狄戎频繁入侵，甚至迫使周懿王迁都避难。
展开剩余71%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困境中，姬辟方继位后励精图治。他整顿朝纲，平定外患，《竹书纪年》记载五年，西戎来献马，可见其政绩卓著。他成功扭转了周王室的颓势，实现了短暂的中兴，因此死后被谥为孝。
然而，这样一位功绩显赫的君主，在《史记》中却只有寥寥数语：懿王崩，共王弟辟方立，是为孝王。孝王崩，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，是为夷王。司马迁之所以如此简略，主要是因为周孝王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，从侄孙手中夺取王位的行为不符合他的价值观。
相比之下，商王武乙的遭遇更为不幸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将他塑造成一个暴君形象，记载他制作人偶代表天神，与之搏斗；用皮囊盛血，射箭取乐，称之为射天。最后还特别强调武乙是在打猎时被雷劈死，暗示这是对他亵渎上天的惩罚。
但历史真相可能更为复杂。武乙射天的行为，实际上是商朝王权与神权斗争的体现。他打破了商朝长期以来的鬼神崇拜传统，推动了从神权政治向王权政治的转变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，这具有进步意义。
在治国方面，武乙也颇有建树。他继位时商朝内忧外患，周边方国蠢蠢欲动。武乙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，重新确立了商朝的统治地位。甲骨文记载显示，他经常巡视边疆，关心国家安危。然而这些功绩在《史记》中都被一笔带过，只留下武乙无道的负面评价。
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，还体现在其他几个典型案例中：
一是选择性记载。比如夏朝时期的寒浞，虽然实际统治半个世纪，但因得位不正被史书忽略；周幽王死后出现的二王并立局面，非嫡系的周携王也被刻意淡化。
二是道德评判。司马迁将夏桀、商纣的亡国归咎于不修德，而将商汤、周文王的成功归因于修德。这种简单化的解释，明显受到西周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思想的影响。
这些例子都说明，历史记载从来都不是完全客观的，总会受到史学家个人价值观和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。我们在阅读历史时，需要保持批判性思维，多角度地审视历史事件和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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